文|陈柏珲
香港是多元、开放、法治的社会。对同一项政策有不同评价,对发展路径有不同主张,对未来抱有不同期待,都是正常现象。分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事实是否发生、数字是否准确、证据是否充分,也要按照立场各自判断。
日前公布的一项关于海内外港人媒体使用及评价的调查,受访者对香港主流媒体、本地独立媒体及海外港人媒体的评价存在鲜明差异。它提出的问题值得认真面对:当不同群体各自相信不同的媒体,香港还能通过什么途径,建立跨越立场的事实认知?
媒体公信力只能建立在证据之上
公布一个数字,争议未必结束。统计口径如何确定、比较时段为何这样选择、哪些情况没有被计入,同样需要解释。共同事实的基础,是一套允许追问、能够复核、愿意修正的判断过程。
当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把消息来源当成事实真假的替代标准。如果读者看到主流媒体报道,便先认定其中有所回避;看到海外媒体报道,又先认定其中带有政治目的,证据本身便容易被忽略。来源当然值得审视,但对来源的怀疑,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证据:哪一个数字有误,哪一段引述失真,哪一项关键材料被遗漏?如果讨论停留在身份判断,准确的报道也可能失去效力。媒体只能反复说服已经相信自己的人,读者则越来越少接触足以改变原有看法的材料。一个社会表面上信息丰富,实际上却可能缺少能够在不同群体之间流通的事实。
因此,媒体需要具备一种更困难的能力:让一个并不喜欢自己的读者,也能沿着报道提供的证据,核对事情的经过。这种能力来自日常编辑工作。关键数字应能找到出处,重要引述应保留必要语境,报道应清楚区分已经证实的事实、记者的分析和受访者的主张。涉及争议,应认真寻求相关当事人的回应;无法取得回应,也应交代采访经过。读者能够看见判断如何形成,信任才有机会超越对媒体品牌或政治立场的好感。
完整性也属于真实性的一部分。一篇报道的每句话都可能准确,却仍因持续遗漏重要事实而使公众形成失真的认识。如果媒体长期只呈现有利于某一方的材料,读者迟早会追问:那些没有出现的声音和证据去了哪里?公信力因此要求编辑部解释选题与取舍,并接受对这些取舍的质疑。
公开透明是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掌握原始资料的公共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承担更大的公开责任。政策依据、执行进度和评价方法越充分,公众越能围绕实际问题展开讨论。如果只公布结论,要求社会相信判断,却不提供足够依据,质疑便很难得到有说服力的回应。对暂时无法公开的资料,也应说明原因、范围及可以补充披露的条件。坦诚交代信息边界,有助于避免把所有未知都留给猜测。
对特区政府而言,允许问题被准确识别,是提高施政质量的必要条件。对媒体而言,追问政策效果,也应以查明事实和解释影响为目标。支持一项政策的人,可以指出执行中的缺陷;反对一项政策的人,也应承认它确实取得的成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每一次具体讨论都升级为全面的立场对抗。
同样的证据标准,也应适用于独立媒体和海外港人媒体。它们可以有鲜明的评论立场,但报道事实时仍须接受查证。此次调查的相关报道提到,约52%受访者认为,海外港媒报道中国议题时,经常或有时存在过于情绪化或选择性披露的情况。这提醒人们,无论一篇报道多么符合读者期待,情绪共鸣都不能补足证据缺口。媒体应以严格的标准核验事实,再依据具体行为判断责任。
为“承认事实”留下空间
公共讨论还有一道更隐蔽的障碍:承认事实可能带来身份上的代价。在对立情绪浓厚的讨论中,承认对方的一篇报道属实,容易被理解为支持对方的全部主张;指出自己认同的媒体出现错误,又可能被视为替另一边说话。当纠正判断意味着承受同伴的质疑,人便容易选择沉默,甚至继续维护已经站不住脚的说法。
香港需要为一种平常而重要的表达留下空间:这件事你说得对,但我仍然不同意你的整体观点。这句话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保留立场的同时承认证据。事实核验也不应被包装成对某个群体的羞辱。指出错误,是为了纠正公共记录,而不必借此宣判所有相信过这则消息的人都愚蠢或恶意。一个容许人们体面地修正判断的讨论环境,更有可能使真相得到接受。
媒体自身也应示范这种修正能力。更正报道时,应说明哪里出错、为何出错、原来的结论是否受到影响,并让更正能够被接触过原报道的人看见。悄悄修改文字,或把错误归咎于读者误解,只会使疑虑进一步累积。愿意公开纠错,使公众有理由相信:即使这家媒体下一次仍会犯错,错误也有机会被发现和纠正。
以共同事实守护香港国际信誉
事实不能靠双方各退一步来折中,有证据与无证据的说法,也不应为了形式上的平衡而获得相同分量。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中心,尤其需要这样的信息环境。投资者、企业与市民都需要判断风险,也需要知道问题出现后能否被及时发现和处理。
一座城市的信用,包含它面对不利事实时的表现:数据能否查到,疑问能否提出,错误能否纠正,决策能否据此调整。只有当媒体能够如实呈现问题,它对进步与成就的肯定,才更容易获得持保留意见者的认真对待。长期回避不方便的事实,会使真正的好消息也被怀疑;持续提供经得起核验的信息,才能逐步积累超越立场的信用。
没有任何机制能够保证所有人接受所有证据。但香港可以努力降低核验事实的困难,降低承认错误的代价,让缺乏证据的断言更难获得传播和信任。香港应当珍惜这样的公共空间:人们可以坚定地保留分歧,也可以坦然承认对方说对了一件事。在“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坚定支持下,香港必能以事实凝聚共识,以信任推动良政善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保持独特优势,书写由治及兴的新篇章。
(作者系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
香港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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