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汉刘欢：一副好嗓子，一颗赤子心，一身书卷气｜逝者

新京报 | 记者 咸运祯 编辑 陈晓舒

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刘欢，样子几乎没变过。

穿黑衣服，戴黑框眼镜，头上一顶压得很低的黑色棒球帽。头发在脑后用一根普通的皮筋扎成小辫。他说话语速慢，带着一点天津口音，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这也是人们对他最熟悉的印象。

他生长在天津海河边，后在北京读大学，在高校任教，由此开启了贯穿中国流行乐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他一生作品无数，有《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从头再来》等家喻户晓的名曲；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站在鸟巢之巅唱响《我和你》，被公认为内地流行乐坛的一座标杆。

外界送过他很多头衔，“流行音乐教父”“殿堂级艺术家”……但在刘欢看来，自己的本职始终是一名大学教师，然后才是歌手。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的记忆里，刘欢永远是一副精神矍铄的样子。他主讲《西方音乐史》，手里掐着半截粉笔，转过身，就能在黑板上快速写下工整的五线谱和法文。讲到兴起，他闭着眼睛，用手在空中一下一下地打着拍子，“没有一点大明星的架子。”

生命中太多的时刻，刘欢身边只有纯粹的音乐。身处名利最喧嚣的演艺圈中心，他一辈子没签过唱片公司，没有专职的商业经纪团队，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拒绝流水线般的工业化造星与过度曝光。名声最盛的那些年，依旧把时间留给备课、写歌。

2026年9月25日，刘欢在上海逝世，享年63岁。

“一副好嗓子，一颗赤子心，一身书卷气。”在许多听众与网友的追思中，他的离去被视作一个黄金音乐时代的落幕。歌声犹在，唱遍大风大浪的好汉，去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突发讣告沉痛宣告该校退休教师、国内著名音乐家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图源IC

“希望大家在课上不要叫我唱歌”

去年以来，刘欢两次公开露面。

最近一次是2025年12月31日，B站《2025最美的夜》跨年晚会。他穿一件黑色皮衣，戴红围巾，在零点前唱响了《千万次的问》和《我欲成仙》。随后，他在寒风中向台下道了一声“平安、健康”，让无数观众感慨时光飞逝。

更早一次则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讲台上。

刘欢站在黑板前，和底下的年轻学生聊起他对音乐的理解。他坦白地讲，音乐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么万能。翻开西方音乐史，人类创造了那么多动人的旋律，涌现出那么多天才的音乐家，但音乐从来没有真正消除过贫困，也没有阻挡过战争。

“音乐在这个世界上，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刘欢停顿了一下，看着台下的学生继续说，“但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又有最大的作用。它的作用就在我们心底。因为我们爱它，在面对残酷和荒谬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心里留住一个随时可以去盼望美好的希望。”

有学生把这个片段发到网上，引来很多关注。很多人才重新记起，这位家喻户晓的歌手，另一个身份是教师。

在对外经贸大学，刘欢主讲的《西方音乐史》，多年来一直是最难选的课。“他的课完全靠抽签，靠运气。”毕业生袁东回忆，因为教室坐不下，想蹭课的人太多，学校后来只能通过教务系统电脑随机抽选300人。每次选课瞬间被抢光，一度要凭听课证才能进门。

但真正坐进教室，学生们很快发现，这门课根本没法用来“追星”。

走上讲台，刘欢从不提自己在演艺圈的事迹。第一堂课，他会将右手往左胸口一放，微微欠身，“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欢。”有时候，他也会补上一句：“希望大家在课上不要叫我唱歌。”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刘欢上课很少用课件，更不照本宣科。他授课非常系统，讲西方音乐史，先划分时代脉络，再讲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与代表人物，中间穿插音乐家们的生平逸事。他讲课很幽默，有学生私下做过统计，“一堂一个半小时的课，教室里能爆发出二十多次笑声。”

遇到乐理讲不透的地方，他就亲自开嗓示范。袁东印象最深的一堂课，是讲到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台下大多是学经济和外贸的学生，不少人连旋律都没听过，一脸茫然。刘欢停下讲授，把手里的半截粉笔往讲台上一搁，转过身，没有任何伴奏，直接当着两百多个学生的面，用字正腔圆的德语、端正浑厚的美声唱法，完整示范了整首歌曲。

唱罢，教室里掌声雷动。

课堂之外，校园里的刘欢十分随和。袁东回忆，早些年，刘欢总留着一头齐肩的长发，身材微胖，穿一件宽大的纯棉旧T恤，脚上踩着布鞋在校园里走，朴素随性。

袁东还记得2010年前后，摇滚乐在高校里依然有一批狂热的追随者。袁东痴迷摇滚，课余时间和几个同伴成天在宿舍楼里弹电吉他，总觉得流行歌俗气、古典乐过时。

有一次，几个人在博学楼的走廊里碰巧遇上了刘欢，便大着胆子迎上去把他拦在路中间，甩着长发想跟这位大腕探讨摇滚乐的“前卫”和“叛逆”。

刘欢停下脚步，安静听他们聊了半天。等袁东说完，刘欢把手里卷着的教案拿起来，在他肩膀上轻轻敲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几个，先去把我的《西方音乐史》听全了。地基都没打稳呢，先别急着跟我聊摇滚。”

讲台前的日子周而复始，持续了三十多年。即便是在名声最盛的时候，每周二下午的选修课始终雷打不动。直到2023年9月，刘欢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告别了校园。

2026年9月26日早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官网发布讣告，沉痛宣告：“我校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讣告里特别提到，遵照刘欢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讣告发出后，整座校园陷入悲痛。很多早已毕业离校的学生在社交网络上晒出了当年的选修课听课笔记。袁东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那时候只觉得选上一门大歌星的课很酷，后来才懂，无论做音乐还是做教育，保持纯粹，才是刘老师真正教给我们的课。”

“所有的音乐启蒙，完全是一场野蛮生长的自学过程”

“我就是一个喜欢音乐，而且有能力做音乐的人，这样我已经很幸福了。”生前，刘欢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

1963年8月，刘欢出生在天津一个教师家庭。小时候的刘欢脑子活，口齿伶俐，在天津体育馆小学念书时，他常和同班的戴志诚搭档说相声。刘欢逗哏，戴志诚捧哏，两个半大孩子往台上一站，说学逗唱，有模有样。

中学时期，他开始迷上各种乐器。初中时，他在画报上见到一种越南独弦琴，觉得新鲜，自己找来木板和琴弦，把废旧录音机的耳塞拆开做拾音材料，鼓捣出一把简陋的电声独弦琴；高中后，他又加入学校乐队，学会了吹单簧管。

但在教师家庭的观念里，文艺行业充满变数。父母提醒他：“文艺作为调剂即可，不能拿来当终身职业。”为了让他收心，家里时常督促他把重心放在学习上。

1981年夏天，刘欢考上了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里，悄然刮起了吉他热，年轻人通过音乐寻找着精神寄托。刘欢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自己一天正规音乐院校都没念过，“所有的音乐启蒙，完全是一场野蛮生长的自学过程。”

刘欢记得，当时，宿舍里有个同学买了一把旧木吉他，因为年头久了，断了一根弦没钱配，琴箱表面也被磕碰得斑斑驳驳。刘欢把这把旧琴借了过来，靠着仅剩的五根弦，自己在指板上挨个按和弦。

学校大礼堂里有一台老旧立式钢琴，只有学校开大会时才掀开琴盖。刘欢总趁着管钥匙的校工不注意，悄悄溜进礼堂，掀起防尘布，在琴键上一按就是大半天，靠耳朵辨认不同的音程。

学法语，反而也成了他接触西方现代音乐的契机。

那时候，国内市面上几乎买不到欧美流行乐的唱片。刘欢通过系里的法国外教和留学生，借来了一些法国原版卡带，其中最多的是法国民谣歌手乔治·布拉桑的作品。

那是刘欢最初的音乐养料。为了把这些歌学下来，他成天泡在宿舍里“扒带子”。磁带在双卡录音机里反复倒带，带基时常磨损，甚至卷进机器里。遇到绞带，他就找来一根六角铅笔，插进磁带的齿轮孔里，一点一点手动倒回去。

没有现成的乐谱，他就戴着耳机，把一首歌按小节拆开。放两秒，按暂停，靠耳朵听出旋律，在白纸上记下一个音符；再退回去，辨认底下的吉他和声，记下和弦。遇到复杂的低音声部，他就把耳朵贴在录音机的小喇叭上，反复听上十几遍。

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他把整盘磁带里所有的和声配器，一点一点还原到了五线谱纸上。

1985年，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了一场法语歌曲比赛。大四的刘欢抱着吉他登台，唱了三首自己创作的外文歌曲，一举获奖。一同参赛的同学李国威后来回忆，刘欢在台上用英文介绍这是自己作的曲，“前奏一出来，全场high了”，他也因此成了当年北京高校圈里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

大学毕业那年，22岁的刘欢没有选择留在北京的文艺圈。他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了中央讲师团，登上了开往西北的绿皮火车，前往宁夏石嘴山大武口区的师范学校支教一年。

火车在铁轨上晃荡了几天几夜，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了荒凉的戈壁滩。这是刘欢人生中第一次真正走出大城市。

大西北干冷多风，冬天空气里全是煤灰的味道。在当地简陋的平房教室里，窗户漏风，地上一层黄沙，刘欢裹着一件发旧的棉大衣，每天给当地中学生和煤矿工人的子弟教基础音乐课。气候干燥，他的嘴唇常常干裂出血。

课余时间，刘欢常常一个人走在空旷的戈壁滩上。在那里，他第一次现场听到了西北地区老乡唱的秦腔和“花儿”。

刘欢后来在访谈中提到，在宁夏支教的那一年，无形中拓展了他对声乐审美的理解。在校园里，他的唱法偏向民谣的轻柔与平展。但在大西北，民间腔调则是纯粹的真声大嗓，高音具有穿透力，直上直下，没有多余的修饰和技巧。

他意识到，声音的力量感往往来自真实的生活环境。在日后的创作与演唱中，他把这种民间真声的高亢穿透力，与西洋发声法的胸腔共鸣结合起来，形成了后来大众所熟悉的、兼具浑厚低音与强韧高音的个人音乐风格。

“中国流行乐坛最大的野生个体户”

平淡的任教生活一直持续到1987年。

那一年，作曲家雷蕾为海岩编剧的电视剧《便衣警察》写好了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找了一圈民族和美声歌手试音，总觉得录出来的歌，缺少一种“普通人身上扛着委屈，但骨子里依然硬朗”的劲头。听完刘欢在高校比赛里的录音，雷蕾决定拉他进棚试试。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简陋录音室里，刘欢站在麦克风前，连夹克都没顾上脱，拿过总谱看了一遍就开始试唱。第一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刚出来，录音间外面的雷蕾和副导演赵宝刚就定下了他。唱到情绪顶峰处，刘欢整个人也情不自禁地蹲到了地上。

几乎是同一时间，导演李文岐执导的知青大剧《雪城》也找到了他，录制片头曲《心中的太阳》。1987年底到1988年初，《便衣警察》与《雪城》先后在电视上播出。刘欢的声音传遍大街小巷，他由此真正走上了歌坛。

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国潮席卷全国。1993年春天，导演郑晓龙和冯小刚从美国带回几十盘录像带。剧组在纽约抵押借款拍完《北京人在纽约》的素材后，资金见底，全剧配乐还没着落，他们找到了刘欢。

虽然薪酬不高，但刘欢接下了全部创作任务，一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

创作期间，刘欢把自己关在宾馆的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只有两台录像机、一架合成器。他反复按着快进和倒带键，盯着监视器反复看——姜文饰演的王启明在纽约潮湿的地下室里踩着缝纫机，手忙脚乱，眼神里满是不服输的焦躁。

一个月后，他完成了全剧配乐和片头曲《千万次的问》。

冯小刚后来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里写道，刘欢是全剧组唯一一个连护照都没有、一天美国都没去过的人。刘欢则在受访时打趣说：“好在那是美国，平时听的唱片多，还算熟悉。要是让我写个《北京人在巴基斯坦》，我就完全抓瞎了。”

随着电视剧播出，《千万次的问》登上北京音乐台排行榜，连续十二周稳居榜首，收录这首歌的专辑销量突破百万张。此后，刘欢又为《过把瘾》《三国演义》《胡雪岩》《水浒传》等一系列热门电视剧唱主题曲。这之后，刘欢成了真正的歌星。

90年代末，正值唱片工业向内地扩张，许多商业公司带着丰厚的条件找上门，想把刘欢包装成全职的商业明星。但他一概拒绝。时至今日，他没签过唱片公司，身边没有职业经纪团队。

在接受采访时，刘欢提到自己对接唱电视剧一直很挑剔，一般一年只接一部，“非好戏不接。”往后，他的影视配乐接得越来越少。乐评人、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金兆钧后来评价，刘欢更像“中国流行乐坛最大的野生个体户”。

外界以为他早已淡出歌坛。直到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再次将他推向最高峰。

在鸟巢中央升起的巨大地球顶端，刘欢与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并肩而立，唱响了开幕式主题歌《我和你》。当时，歌迷们原本在等待一首类似《亚洲雄风》般力量磅礴的宏大歌曲，但这一次，刘欢用轻柔、平缓的声线完成了全曲。

那一夜，刘欢再度火遍全国。

“有无数闪光的艺术成就，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步入五十岁，病痛开始频繁侵袭他的身体。

早在2009年，刘欢被确诊为右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这是一种关节软骨与骨质持续退化的重症，病发时伴随着长期的剧痛。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后，他的右腿长期无法承受过度负重，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

但他依然没有停下音乐事业。

2011年，导演郑晓龙拿着76集电视剧《甄嬛传》的粗剪样片找到刘欢，想请他为这部清宫戏做全套音乐。

刘欢最开始有些迟疑，他直言对中国的古典音乐研究很有限，怕拿捏不好深宫题材的分寸。但在郑晓龙的坚持下，刘欢接了下来。为了摸透剧情，他把76集样片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甚至专程坐飞机赶到浙江横店影视城的片场探班，观察演员的戏份、道具服饰。

三个多月后，他交出了包括《红颜劫》《凤凰于飞》《菩萨蛮》在内的全套15首配乐与歌曲。

作曲家孟可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忆起当年的合作往事，他提到刘欢写出来的旋律很特别，风格超前，甚至有些怪异。他为《甄嬛传》写的旋律频繁转调，对民乐演奏家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比如，中国传统竹笛一根笛子通常只对应一个调，旋律一旦转调，就必须换笛子。

“笛子演奏家杜聪是从上海来的，一开始觉得很简单，录着录着就喊‘哎哟不行，我得换一根笛子’一到转调他就换笛子，录音师也跟着手忙脚乱，两人切来换去，忙得满头大汗。”孟可评价刘欢，“他是音乐顽童，一个千古难遇的人。”

2012年夏天，49岁的刘欢坐上了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红色转椅。他对各类电视选秀向来不热心，真正打动他出山的，是节目采用盲选机制，并且购买了正版海外模式版权，尊重知识产权。

然而，仅仅录完一季，高强度的录制就让他的身体吃不消。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大部分歌唱选秀都在比拼选手的翻唱技巧，市场最缺的其实是好的原创作品。

他随即向制作团队提议，做一档专门聚焦原创作品的节目。这个念头促成了后来的《中国好歌曲》。节目只办了三季，却推介了莫西子诗、苏运莹、戴荃、赵雷等一批风格独特的独立创作人，让小众音乐人第一次走到了大众面前。

走下聚光灯，刘欢在私下里依旧带着一股仗义豪迈的大哥气。

他的家里总是聚集着年轻人。在吉克隽逸和袁娅维等后辈歌手的公开回忆中，刘欢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每年到了六一儿童节或者年终岁尾，刘欢总会把这帮年轻学生叫到自己家里聚餐。他系上围裙，亲自下厨给年轻人做牛排、烤肉，开上几瓶自己珍藏的红酒。

饭后，一帮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盘腿坐在他家客厅的地毯上，刘欢戴着老花镜，坐在钢琴前给他们弹琴。谁在写歌时遇到了编曲瓶颈，或者在唱片版权上受了委屈，刘欢总是坐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慢条斯理地帮他们出主意、改谱子。

2019年，刘欢以个人名义出资2000万元，与“芒果V基金”共同设立了“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每年1月11日，公益金从中拿出100万元现金，资助一位“30岁以下、尚未成名、真写歌”的华语原创唱作人。

刘欢曾公开表示，这项资助不抽取任何版权分成，不绑定任何商业合约，没有任何功利附加条件。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给那些快要被生活压垮的年轻人一口饭吃，让他们能把音乐继续做下去。

2026年9月25日刘欢离世后，许多他关照过的年轻音乐人，都在社交平台上以各自的方式致以哀思。歌手袁娅维回忆起当年和刘欢一起研究编曲的细节，称刘欢不仅是音乐上的引路人，更是“胸怀广博、坦荡正派、骨子里永远干净温柔的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任校长陈准民则评价，刘欢身上有种独特的书卷气，“有无数闪光的艺术成就，德艺双馨，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在生前的一次访谈中，谈及自己步入中年后逐渐放缓的步调，以及在名利和日常生活之间的选择，刘欢靠在沙发上淡淡地说：“我停了一阵子，让生活拐了一个弯。拐弯之后，我才发现生命中不应该只有唱歌。到了这个年纪，名利那些东西早不重要了，留下几首让人记住的歌，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