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首个五年规划彰显香港“一国两制”发展理性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

文｜田飞龙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标志着为期3个月的政策公众咨询的结束和香港“十五五规划”时期自治性政府规划的正式出台。香港“一国两制”由此迈入“规划治港”新时代，彰显了特区政府立足自治、借鉴国家规划经验并促进香港更高质量繁荣稳定的新管治哲学与发展理性。2026年8月18日，澳门特区政府发布第三个五年规划，系统谋划推进澳门“十五五”期间繁荣稳定与融合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目标。香港加入“规划治理”的“一国两制”范畴，可有效提升“一国两制”内在管治文化与制度理性的沟通协调，增强香港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统筹与政策执行能力。

这本是新时代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发展演变的正常进展，是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治理模式发挥对外影响力的积极信号。在全世界包括美国政府都对中国治理模式重新认识甚至寻求借鉴的条件下，仍有抱持冷战保守思维和“两制”对立逻辑的外部势力攻击抹黑这一规划的出台，肆意炒作“此规划破坏一国两制”等，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新制度与新秩序无法正确理解和认同。

对规划的误解甚至抵制，根源于对规划的治理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偏见，习惯于将其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代名词，并与产业管控、政府集权和市场干预联系起来，从而与一种自封为正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及其放任治理模式对立起来。这种理解根源于冷战世界观，是僵化与过时的。根据国家发展阶段与市场规律制定包括五年规划在内的中长期发展政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理性，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既不同于单纯的“计划经济”，也不属于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而是一种综合政府与市场优势并超越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治理现代化模式。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路径来看，也在探索市场基础上的政府调控与产业引导机制，对市场片面性与市场失灵进行积极的政策治理。比较而言，中国的“规划经济”及其治理模式更为成熟和理性，充分调动了政府和市场的活力要素，有效抑制了政府权力腐败和市场盲目扩张，整体提升了经济内外循环能力与产业结构竞争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奥秘所在，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内通过制度学习进行因地制宜转化是理所当然的，所建设的必然是更为健康有序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从香港规划制定过程及其政策内容来看，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香港高度自治的宪制地位，是“一国两制”的制度性丰富发展。

第一，规划制定过程充分体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无论是编制年度性的《施政报告》还是五年期的《规划》，都是特区政府主导开展的自治性质的施政行为，是特区政府高度自治的行政管理权的具体行使。中央依法给予指导帮助，体现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合宪行使与良性互动。规划制定过程还是香港居民政治参与的民主权利充分行使的过程，据统计在公众咨询期内共收到超过17000份政策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予以分类处理和有效吸纳。这是一份在中央政策指导下由特区政府自治开展、特区居民民主参与而完成的、具有充分公共理性与民主正当性的发展规划。

第二，规划坚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不是改变自治现状，而是制度性提升香港的自由、安全与开放水平。香港现有状态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爱国者治港”与高度自治，《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巩固深化了“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基础，塑造引导一种忠诚贤能型的管治文化和管治体系。李家超提出“以结果为目标”的新管治哲学，是特区政府管治文化的理性革新，适应了香港在国家发展与世界大变局条件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综合治理改革需求，得到香港社会正面理解与积极回应。此次规划的主要章节内容，既对标转化国家“十五五规划”涉港政策目标，又充分反映香港社会由治及兴的发展需求与香港经济体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规律，基本目标是以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地位优势及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杠杆支撑能力，将香港建设成更加自由、安全与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与全球经济枢纽。

第三，规划有助于香港提升中长期发展的政策指导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增强香港制度韧性与国际竞争力。西方应当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从中国式现代化与治理模式中客观理性理解和吸收中华文明智慧与发展理性，并从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演变与政策调整中看到香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规律与光明前景。从未来发展风险和挑战来看，香港需应对美西方脱钩断链风险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波动风险，还需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进程中体现独特优势和贡献力。这就要求香港必须跳出原来单纯依赖西方体系的“舒适区”，立足自身优势、国家战略和全球化变迁态势谋求最佳发展，而首个五年规划无疑为香港未来的稳健发展提供了精准理性的政策指引。

总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体现了新时代“一国两制”内在管治文化与管治技术的理性互动及香港“爱国者治港”贤能治理的制度进展，是香港在“十五五”期间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大政策举措。规划从制定过程到实体政策内容均体现“一国两制”宪制原则、香港高度自治精神与香港社会的民主参与，是香港特区自治权有效对标国家战略、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并展示国际战略视野的标志性政策成果。同期发布的《施政报告》遵循五年规划有序制定，实现本地政策有机衔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国两制”长期坚持的政策条件下，在“爱国者治港”贤能有为的管治保障下，五年规划带来的将是一个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携手并进的新香港。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