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谈心：中国政治的历史之道——基于钱穆、牟宗三与福山的三重互证

文｜冯 哲

百年来，世人观照中国政治道路，常陷入双重误区：或以西方民主制度为人类唯一终点，简单将中国传统政治归为“专制落后”；或以历史经验固步自封，无视传统制度在现代转型中的结构性局限。

真正读懂中国政治的历史之道，不能仅凭西学标尺裁量，亦不能仅靠历史表象归纳。通过史学家钱穆的历史实证、哲学家牟宗三的哲学体用、政治学者福山的范式反思，以史学见流变、以哲学见本体、以西学对照见时代真伪，穿透百年舆论迷雾，窥见根植中华文明深处、贯通古今的政治文明逻辑：中国政治，以诚为本体、以德性为内核、以治道为擅长、以民本为归宿，历经千年损益而不绝，在现代变局中完成创造性新生。

一、钱穆：以历史温情，重审中国政治制度的真实得失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中国两千年皆专制黑暗”一度成为主流定论。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以汉、唐、宋、明、清五朝制度为经纬，以政府架构、选举考试、财税国防、中央地方关系为维度，颠覆了简单化的“专制史观”，为中国政治正名。

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帝王独断的专制体系，自汉至唐，始终保持士人共治、相权制衡、道统约束、政权开放的鲜明特质。

汉唐相权完整、三省分立、封驳有度，皇权无法肆意专断；察举与科举制度打破贵族世袭，使平民贤才持续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人类古代史上罕见的平民化开放政府；历代制度设计，始终以安民富民、教化向善为根本目的，民本思想贯穿千年政治实践。

在钱穆看来，中国政治有大得，亦有大失。

其所得者，在于制度温润、治理成熟、阶层流动通畅、社会韧性极强，以礼法合治、德刑相辅维系超大规模文明共同体长期稳定。

其所失者，不在制度初心，而在历史演化中的积弊流变：历代制度日久必生弊，改革常受制于惯性；中央权力日渐集中，地方活力逐步收束；制度运行过度依赖人德、贤能，缺少独立恒存的客观法治架构，最终落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困境。

尤其明清以降，废相集权、管控加剧、部族私性政治抬头，传统士人共治、制度制衡的优良精神逐步弱化，致使后世仅见集权之弊，不见历代政治之善。

钱穆的史学启示极为深刻：评价中国政治，不可用现代标准苛责古人，更不可截取晚期衰败形态，否定整部文明政治史。中国传统政治，是一套有温度、有大义、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明型治理体系。

二、牟宗三：以哲学高度，勘定中国政治“政道与治道”的文明本体

如果说钱穆回答了中国政治历史是什么，那么哲学家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中，则回答了中国政治文明为什么如此、根本缺在哪里、未来通往何处。

牟宗三千古洞见，一语道破中国政治文明的根本结构：中国传统政治，治道极高明，政道有未立。

其一，治道高明，源于中华文明的“诚信本体”

中国政治之治道，根植儒家内圣外王的心性哲学，与中华文化诚为体、信为用的底层伦理完全同构。

诚者，天之道也。诚是本体、是本心、是德性之源；信是外用、是践行、是秩序之显。

中华文明独有一套逻辑：由诚可以生信，而世俗之信未必等于诚。

外在契约、口头承诺、条文约定，是有条件、有边界、有对价的“世俗之信”；而治国理政的至高境界，是发自天道本心、无需外在约束的至诚之信、大信不约。

西方治理靠契约约束、利益制衡、防恶设防；

中国治理靠德性修身、民心归诚、教化向善。

由此形成中国绵延千年的德化治道、贤能政治、民本政治：执政者以诚立身、以德立政，社会以礼立序、以和立世。这套治道温润、高明、持久，维系中华文明屡经动荡而不灭。

其二，政道未备，是传统政治千年结构性局限

所谓政道，是政权归属、权力来源、制度根本、更迭轨道的客观架构。

牟宗三直言：传统中国治权开放、治理高明，但政权始终未能客观化、公有化、制度化。政权寄于一姓、系于一人，依靠天命流转、暴力更迭、世袭延续，缺乏超然在上、全民共有、恒定不变的宪政轨道。

简言之：

古人极善于治理天下，却未能从制度根源永久安顿天下。

这是传统政治的短板，亦是近代中国必须完成现代政道转化的历史使命：保留优良治道，补全现代政道，实现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

三、福山之变：从“历史终结论”崩塌，见证中国文明道路的合法性

西方学界长期误解中国，根源在于只用西方契约文明与单一民主政道，裁量东方德性文明。

国际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的高足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历史终结论”，将西式自由民主认定为人类政治演化的唯一终极形态。随后1995年出版《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以西方契约信任为唯一标尺，误将重诺至诚、千年守信的中华文明划入“低信任文化”。

福山早年的双重误判，本质正是不懂中西文明根本之别：

西方信任源于人神契约、条文约束、利益制衡，是“有约方信、无约不保”；

中国信任源于天道至诚、心性本善、文化操守，是“大信不约、至诚无欺”。

西方政治是防范性、制衡性、对抗性的制度政治；

中国政治是教化性、修身性、和合性的文明政治。

百年变局重塑世界。西式制度深陷党争撕裂、社会对立、治理失效、信任透支的结构性危机，“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福山近期公开自我纠偏，承认中国治理模式是独立于西方体系、真实有效、自成范式的现代化道路。

这场“福山之变”，绝非个人观点微调，而是西方单一文明范式的落幕、人类多元政治道路的正名。它印证了牟宗三、钱穆的深层判断：中国政治不是西方模式的过渡，而是根植自身文明、自有本体、自有逻辑、自有生命力的历史大道。

四、三家互证：读懂中国政治的历史之道

融通钱穆的史学实然、牟宗三的哲学本体、福山的现代范式对照，我们可以对中国政治的历史之道做出完整、精准、深刻的定义：

从本体言（牟宗三）：中国政治以诚立道、以德立政，是心性政治、德性政治、文明政治。诚为体、信为用，内圣外王，是其千年不变的精神根脉。

从历史言（钱穆）：中国政治损益流变、守正开新，有士人共治之优，有人治偏重之弊，在治乱循环中不断自我修复、自我革新，绵延成世界唯一不绝的文明政治体系。

从现代言（福山印证）：中国政治跳出西方单一终局范式，以传统高明治道为底蕴，以现代制度政道为架构，走出一条德法兼备、民心为本、统筹长远、和合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西方政治重制度制衡，求稳定之序；

中国政治重心性归诚，求生生之道。

五、结语

纵观三家学理互证，我们明白：

中国政治的历史之道，不是专制的历史，不是模仿的道路，不是阶段性的过渡，而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由天道、民心、德性、治理共同生长出来的文明正道。

它以至诚为本体，故民心可久；

以贤能为治道，故治理可稳；

以民本为归宿，故基业可长；

以损益为智慧，故生生不息。

福山之变，是世界重新看见中国；

钱穆之史，是后人真实读懂传统；

牟宗三之哲，是中华民族勘破自我、重建自信的文明高度。

大信不约，大道无疆。植根千年文脉的中国政治之道，必将继续以东方智慧，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深沉恒久的中国答案。

（作者系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