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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摆脱贫困》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厚根基

《摆脱贫困》一书以扎实的实践底色,成为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活地方读本。书中提出的“党员干部基本功”“为官四要”“四下基层”等原创性命题,既为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鲜活本土样本,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时代课题。

《摆脱贫困》一书以扎实的实践底色,成为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活地方读本。书中提出的“党员干部基本功”“为官四要”“四下基层”等原创性命题,既为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鲜活本土样本,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时代课题。

一、从三重维度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渊源

习近平同志在闽东期间形成的党建智慧,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百年党史经验与中华民本思想的基础之上。

唯物史观奠定理论起点。习近平同志指出:“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水平来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而规律性的东西,正是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这一论断将“人民是实践主体”的客观规律转化为领导干部的行动准则,使密切联系群众从工作方法上升为政治规律,从经验自觉升华为理论自觉,为基层党建提供了“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坐标。

群众路线厚植实践根基。从建党初期知识分子换上工装深入工人群众,到毛泽东确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再到邓小平“脱离群众则丧失力量的源泉”的警示,百年党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的实践史。这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构成了习近平同志闽东实践的理论根基。他在宁德倡导推行的“四下基层”,是党的群众路线在贫困山区的创造性转化实践,由此形成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工作机制。

民本思想涵养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从中华传统民本智慧中汲取养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时代诠释,也是对中华民本思想的当代表达。

二、从三个层次锤炼党员干部基本功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反复强调“党员干部的基本功”。他要求党员干部要眼睛向下:“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干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我们干部都应当苦练这一基本功。”

以“诚”立身,筑牢党群情感纽带。练好基本功,首要树立真诚的群众观点,做到“诚于中者,行于外”,与群众交流沟通要“诚”,切忌流于形式。《摆脱贫困・把心贴近人民》中,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领导“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以主动上门的真诚态度取代坐等汇报的形式主义。

以“实”为基,深入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区分了“唱功”与“做功”,要求下基层走访调研,要秉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务实态度,真正了解和熟悉群众的工作与生活。在这一理念推动下,“四下基层”制度在宁德落地生根,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提供了扎根群众的实践范本。

以“廉”守底,永葆政治本色。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中,将廉政建设置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高度,明确指出腐败是与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背道而驰。从宁德时期的廉政实践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这套发端于闽东的实践智慧,为全党加强作风建设作出了先行探索,提供了有益启示。

三、从四重价值恪守为官从政的标尺

如果说“基本功”解决的是“怎么干”的方法问题,那么“为官四要”回答的则是“为何当官、当什么样的官”的价值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中提出为官之本、为官之理、为官之德、为官之义,构建起一套修身立德与履职尽责相统一的干部成长标尺。

为官之本,回答“为谁干”的价值原点。习近平同志指出“官”是一种社会职业,并无好坏区分。但为官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为官宗旨。共产党人的宗旨是造福于民,古往今来留名青史与官阶无关而与做事相连。这一判断将权力从人民中来与权力为人民谋福祉贯通起来,要求各级党组织将造福于民作为政绩考核的根本标准,使“为官一场、造福一方”成为政绩考核导向。

为官之理,回答“为什么干”的精神动力。习近平同志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阐释共产党人的为官逻辑。党员干部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的根本立场,以及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的经典论断,要求党员干部要甘于奉献,在实践中锤炼“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

为官之德,回答“靠什么保证”的纪律底线。习近平同志认为廉洁自律是为官之德的核心,“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提出必须过好“自我关”与“人情关”两道关口,强调“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在主政闽东期间,他经常身体力行、作风俭朴,以自身清廉务实的行动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

为官之义,回答“如何行事”的行为准则。习近平同志引用包拯“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的论断,揭示法治思维与治理效能的内在关联。他指出“老好人主义”实质是丧失为官之义,要求党员干部摒弃“人治”思维、树牢法治意识。唯有秉公办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才能持续上扬清风正气,才能办好事情。

四、方法论启示:从地方实践到全党智慧的理论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形成的党建思想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传承党的群众路线传统,融汇中华优秀民本思想,立足福建本土实践形成的基层党建工作方法。

一是“四下基层”的制度化贡献。“四下基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倡导推行的工作制度,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大创举。这一工作制度将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员干部的基本功,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工作机制,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如何扎根群众、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推动落实”的根本命题。

二是“为官四要”的价值标尺贡献。这一标尺构建了涵盖信念、品格、作风、法治的系统性评价体系,从“为民造福”的价值起点到“明法守规”的行为准则,构成了完整的为官价值体系。它实质上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时代课题。

《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留给八闽大地宝贵的党建思想财富。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萌发地,福建有责任率先将书中的党建智慧转化为工作成效。“弱鸟先飞”的奋斗意识、“滴水穿石”的实干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执政逻辑以及“为官四要”的价值标尺——这些跨越时空的思想财富,为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注入强大的思想动力。

责任编辑:朱怡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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