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250岁的美国 正在反叛它塑造的世界

导语：当地时间7月3日，即美国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总统山发表演讲。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在演讲中警告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正在美国“卷土重来”，他还称“来到美国的新来者”信奉的理念“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背道而驰”。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本应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中强调国家团结，但他却执意复刻历史上的“红色恐慌”逻辑，将反共、反移民捆绑，进一步将美国社会围绕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上的撕裂摆上了台面。

在著名冷战史学者、耶鲁大学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看来，美国正越来越狭窄地执着于某些议题，而这些议题往往深受国内政策分歧或个人情绪的裹挟。特朗普正是捕捉了这种社会心理，打造出建立在公众怨愤之上的政策叙事。究其深层原因，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美国一方面推动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扩张和全球秩序建构，另一方面又长期受制于种族矛盾、反革命本能和国内政治分裂，从而暴露出美式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著名冷战史学者、耶鲁大学历史与全球事务伊莱休讲席教授、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自诞生以来，美国便不断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西半球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以及一种善于创造“有用创新”的特殊能力，共同推动这个国家不仅走向强大，也成为许多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展，并不只是依靠军事和外交力量，也同样来自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吸引力。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变得独一无二。它不仅强大到足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吸引力，甚至受到许多国家和民众的欢迎；而这一点，许多美国人其实从未真正理解。

从许多方面看，美国是第一个同时具有“全球性国家”特征的帝国。它由欧洲定居者创建，自1870年以来，已有近8500万移民抵达美国；在当前美国人口中，约5100万人为移民，近一半人口至少有一位祖父母辈出生于海外。

1880年前后，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铁路、钢铁、城市工厂快速扩张，需要大量劳动力。与此同时，欧洲很多地区贫困、人口压力大、政治动荡，不少人选择横渡大西洋去美国。图片为1880年左右抵达纽约的移民。

移民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力量来源，也是其吸引力所在。但在国内政治中，移民问题也始终是麻烦之源。美国人不断担心，新一波移民会对这个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哪怕那些表达担忧的人，自己也不过是比后来者早一点坐船抵达而已。

对整个世界而言，美国的开放性一直是它最重要的魅力所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无论是通过消费、文化，还是通过移民。一个在印度长大的人，可以梦想有朝一日凭借努力工作成为美国公民；一个在黎巴嫩上学的人，也可以组建一支演奏美国音乐的乐队，并想象自己置身于洛杉矶或纳什维尔。

美国对世界的重塑，既关乎这些价值，也关乎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至少在现代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曾拥有接近这种程度的吸引力。

2026年7月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基斯通的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举行的独立日活动上发表讲话。图源：法新社

当然，美国也曾以更直接的方式干预海外事务。历任美国总统通常认为，自己是在为自由事业而行动，尽管“自由”这一概念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充满争议。美国的主要干预对象包括贸易限制、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两次对抗德国，对抗日本，以及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条分界线：那是美国第一次派遣本国士兵远赴海外，与其他大国作战。尽管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伤亡人数较少——略高于30万，而英国接近300万，俄罗斯超过700万——但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使国家在干预主义者与反干预主义者之间分裂了将近一代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到来的冷战，则造成了更加致命的后果。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约100万人；在冷战中死伤超过30万人，主要发生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冷战及其后果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它是一个除名义之外事实上的全球帝国，拥有遍布世界的联盟、利益和关切。成功重建欧洲和日本，并将它们纳入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世界秩序，是这一事业的核心，也推动了一个快速全球化——或者说美国化——的国际体系形成。

至少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在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全球权力和吸引力。其中一些答案即便不是早已给定，也至少被美国自身的历史经验高度决定了。传播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反映了美国19世纪的经验，同时也推动了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

2026年4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当最高法院就特朗普政府限制移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合法性举行口头辩论时，示威者在最高法院大楼外举着写有“生于美国＝公民！”标语的字母。图源：路透社

促进贸易也符合美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美国领导人一贯推动进入外国市场，努力打开那些此前尚未完全向外国商业开放的国家和地区的大门，有时甚至诉诸武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自己直到很久以后才愿意开放本国市场，而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30年代。尽管华盛顿长期建议他国开放市场，但可以说，美国自身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才真正开始实践自由贸易。

美国对世界的另一些态度，则更具偶然性；不过，它们同样与美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有着强烈联系。美国外交政策长期表现出一种持续倾向：害怕并反对社会革命。

18世纪末，许多美国领导人把法国大革命视为自身革命的“邪恶双生子”，因为法国大革命强调平等和社会正义。一个世纪乃至更久之后，他们的继任者又把欧洲或发展中世界的社会主义视为美国主义的对立面。

对美国人来说，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往往压倒了社会改良的重要性。他们常常把系统性缓解贫困和不平等的尝试，视为对各地自由本身的威胁。当然，20世纪的革命者犯下了足够多的罪行与暴行，足以让人们反对他们——而且这种反对并不只存在于美国。但美国对革命的抵触，更多是一种本能反应，而不只是基于某些激进实验带来的可怕经验。

美国外交政策中另一个根植于本国历史的执念，是种族问题。美国建国时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根本矛盾一直异常持久，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人开始认真面对自身过去之后，这一矛盾仍未真正消散。种族主义的遗产，加上对社会革命的抵制，使美国不愿支持那些在许多方面定义了过去100年历史的反殖民斗争。这一缺陷损害了美国在许多后殖民国家领导人眼中的形象，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与此同时，美国的干预主义历史也在国内引发了反作用。这并不是孤立主义，而是一种对世界总体潮流的疏离。美国人并不只是厌倦了本国的全球角色——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一角色带来的不过是无休止的战争、不公平竞争、就业流失和不受欢迎的移民。在许多方面，他们也正在反叛美国自己建立起来的全球体系。

在从安全、贸易到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一系列问题上，相当多美国人的看法——尤其是现任政府支持者中的压倒性多数——已经与其他国家的人们格格不入。不到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相信人为驱动的气候变化，支持电动汽车，或赞成降低关税。更重要的是，认为社会不平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个问题的人相对较少。而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接近80％的人认为，不平等是一个“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问题。

除了这些诸多分歧之外，种族问题也再次浮上台面。在冷战后期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关于种族平等的形象曾取得显著改善。然而，现任总统被广泛视为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移民的态度。2025年12月，在一场集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发挥了他2018年那番引发争议的言论：

“为什么我们只接收来自粪坑国家的人？为什么不能让一些来自挪威、瑞典的人来，就几个？让我们从丹麦来几个……我们总是接收来自索马里的人，来自那些肮脏、污秽、令人作呕的地方。”

2025年12月9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山发表讲话，吹嘘自己暂停了来自他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

特朗普优先将南非白人作为难民接纳，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一种独特程度的反感。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美国重新安置的少数难民中，99％来自南非，而在南非，白人控制着国家绝大部分财富。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只有3人，而美国曾在阿富汗打了20年战争。

这些变化中的态度和政策，应当放在世界变化的背景下理解。自1945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在经济和战略层面都面对真正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塑造世界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有限。这个国家越来越狭窄地执着于某些议题偏好，而这些议题常常受到国内政策分歧或个人怨恨的影响；这种情况正是那些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的大国所特有的。

现任政府政策中最令人好奇的一点是，它们确实构成了某种革命：一种象征性的、针对美国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反叛。特朗普打造了一种建立在怨愤表演之上的政策。它旨在为国内党派立场提供即时满足，却几乎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连贯性。

当然，这个国家在总统的做法上仍然严重分裂，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约为36％。这使得民主党很可能很快重新掌权。从更长远看，美国无疑会从当前的分裂和危机中恢复过来。但当它恢复时，世界将已经发生根本转变，经济多样性和大国多极化都会进一步增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将是一个由美国帮助造就的世界——更多是通过否认和疏忽，而不是通过设计。

＊文章原标题为“America，the Once Global ation”，于2026年7月2日发布于《外交政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