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专访香港史专家刘蜀永：为国存史 为港育人

2020年12月28日，《香港志·总述·大事记》出版。该书总述由刘蜀永起草（王申摄）

2020年12月，《香港志》首册出版。负责起草总述的刘蜀永教授却因连续3个月高强度写稿，一度患上严重的肠道疾病。那一年，他已79岁。

从1982年踏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香港史算起，40多年间，刘蜀永教授参与构建了中国人自己的香港史叙事体系，推动香港修志从无到有，填补了香港地区长达200年的修志空白。

为了“让香港人找到自己的根”，在编修《香港志》与《港九大队志》的同时，刘蜀永教授还和爱国团体一起推动建立了香港第一个抗战纪念馆与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今天，85岁的他仍未放慢与时间赛跑的步伐。

“确信自己做的是有益国家、有益社会的事情，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最终一定会开花结果。社会的进步，靠的就是无数这样的笨人、傻人。”回顾自己40多年的史志研究之路，刘蜀永如是说。

历史机遇

1997年6月8日，刘蜀永（左）与导师余绳武（中）、刘存宽（右）摄于余老师家中

刘蜀永祖籍河北省定州市，1941年抗战时期，他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名字中的“蜀”与“永”，正缘起于此。1960年，他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中苏关系恶化，未能从事与俄语有关的工作，被分配到河北省秦皇岛，当了10年中学历史教师。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有心做学术研究的刘蜀永动了心。1979年，他在16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社科院第二批研究生，被戏称为“黄埔二期”。

1982年，中英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拉开帷幕。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余绳武认为，有必要配合国家需要，把香港历史研究清楚。当时，只有英国人从西方立场出发，做过相对系统的香港史研究，而内地的香港史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49年之后，国内只有图书馆学家、广东省人民图书馆首任馆长杜定友用笔名“丁又”撰写过《香港初期史话》一书，香港的华人学者也做过一些香港古代史研究，但尚无中国学者对整个香港历史开展过深入、全面且系统的研究。

于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香港史课题组”，由余绳武与刘存宽两位教授负责。刚从研究生院毕业，师从余绳武与刘存宽的刘蜀永，便跟随导师转向了香港史研究领域。后来，两位导师年事已高，课题组的负责工作就落到了刘蜀永身上。不曾想，香港史研究一做就是40年。

1996年7月1日，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新闻办和文化部联合举办的“香港历史与发展”大型图片展在北京开幕。作为该展览策划人和撰稿人，刘蜀永（前左一）陪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前左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前右二）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前右一）等参观展览

主要依据这些原始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香港史课题组分别在1994年与1995年先后完成了《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两本学术著作。其中，由余绳武与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在内地发行超过4万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国务院港澳办对这两部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国家与社会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过去的香港史由英国人主导编写，他们按照香港总督的任期来构建历史框架，带著浓厚的殖民史观，有时对史实的叙述存在偏颇。中国学者要做的，是用正确的历史观还原历史真相。例如，鸦片战争绝非英国人所说的‘贸易战争’，而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是英国以武力与外交讹诈占领中国领土的开端。通过对原始档案的研究，中国学者得以从中国人的视角，重新阐述香港历史。”刘蜀永语气坚定地说道。

“历史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也要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这是刘蜀永始终坚持的信念。正因如此，他在学术研究之外，投入大量精力普及香港知识。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他分别担任中央电视台3大专题片《香港沧桑》《香港百年》《香港百题》的顾问，以及全国香港知识竞赛总决赛的顾问与评委；后又承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今日中国》杂志“香港史话”等栏目的撰稿工作；同时，还承担了大型图片展《香港的历史与发展》的策划与撰稿工作。

从1982年跟随导师转向香港史研究，到1997年坐在央视直播间与全国观众一同倒数，刘蜀永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完整历程，成为这场民族盛事的亲历者与记录者。而这，正是他引以自豪的学术报国之路。

披荆斩棘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刘蜀永认为，最主要的成就是参与构建中国人自己的香港史叙事体系。1998年，在《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两部著作的基础上，他主编的《简明香港史》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通史性香港史读本，该书历经多次修订再版，已成为香港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此后，他与香港学者刘智鹏教授联手，进一步深耕细作，于2019年推出《香港史：从远古到九七》，完成了对香港史更为系统与深入的书写。

编修地方志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地方志记录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被称为“地方百科全书”。香港在明清时期属于广州府新安县，新安县辖区范围大致涵盖现在的深圳和香港。流传下来最晚的县志，是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的《新安县志》。英占香港时期，修志自然无从谈起。这意味著，与香港有关的地方志已有近200年付之阙如。

指导国家修志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早年曾借用近代史研究所一层楼办公。刘蜀永在与同楼的中指办人员交流中得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竟从未编修过地方志。深耕香港史10余年的他感慨万分，为弥补这一缺憾，从1997年起，他便将推动香港修志视为学术使命。

当时他尚在北京，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认为，香港修志应该让港人充分发挥作用，于是联系了丁新豹、冼玉仪、龙炳颐等香港学者，以及李祖泽等社会知名人士，希望大家共同推进此事。然而，彼时香港社会对修志缺乏基本了解，事情进展并不顺利。

2001年从社科院退休后，刘蜀永仍然心系香港修志。2002年，他找到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教授，经陈校长介绍，刘蜀永结识了在大学教授香港史的刘智鹏教授，二人一拍即合，开始共同推动香港修志。后来传媒称他们为“岭南二刘”。

2004年，岭南大学召开了香港地方志座谈会。这场被学术界称为“香港修志的武林大会”，吸引了近百位香港学者参与。这是推动香港修志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2005年，应陈坤耀校长与刘智鹏教授邀请，刘蜀永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赴港工作，在岭南大学驻校研究香港史，协助推动香港修志。

为了推动香港修志，热心历史研究的企业家谭广濂捐款100万港元，2006年在岭南大学建立了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2007年，又在岭南大学成立了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研究部和方志办实际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刘智鹏出任研究部和方志办主任，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与刘蜀永出任方志办副主任。媒体称他们是“二刘一丁”。

在正式编修《香港志》之前，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还曾“小试牛刀”，由刘蜀永与苏万兴主持编修了香港第一部村志《莲麻坑村志》。莲麻坑位于新界的港深边界上，其所辖的两条小村，坐落于深圳河以北，与内地关系密切。

之所以选择这条村来“练手”，除了其地理位置特殊，更因为历史底蕴深厚，走出了许多著名人物：譬如中国同盟会暹罗分会会长叶定仕、投身抗日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刘一帆，而“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儿子容觐彤也曾在此开矿。

“叶定仕的故事十分感人。他本是莲麻坑的贫苦客家人，被‘卖猪仔’到泰国。凭著一手裁缝好手艺，得到泰国王室青睐，娶了王室公主，承包了泰国的军服生产，富甲一方。但他倾家荡产支持孙中山革命，抗战时期在香港因贫病交加去世。”刘蜀永动情地说道。

在修志团队与村民的不懈努力下，《莲麻坑村志》繁体版出版后被列入国家名村志系列，随后又出版了简体版，成为香港修志的一个成功样版。

“二刘一丁”工作团队与一批社会热心人士20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以及中国社科院领导、张俊义教授等专家的关心与支持，终于有了结果。2019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修志终于迎来了重大转机——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创立的非政府智库“团结香港基金”，正式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刘蜀永出任中心事务顾问，李焯芬、刘智鹏、丁新豹等出任编审委员会召集人。香港赛马会和香港各大企业纷纷慷慨解囊，踊跃赞助。酝酿多年的《香港志》编修工程终于正式启动。

2020年12月，《香港志》首册《香港志·总述·大事记》正式出版，“二刘一丁”与陈佳荣出任主编。其中，刘蜀永负责总述的起草，刘智鹏、丁新豹则负责修改。撰写总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将香港社会发展的整个脉络——从香港人类活动的起点（距今约7000年前）开始，到2017年香港的社会发展历程与特点，作出概括性的叙述和评介。为高质量完成总述的起草工作，时年79岁的刘蜀永连续3个月高强度加班，每天工作3个单元，公众假日也不休息，一气呵成写完了5万多字的稿件，最终积劳成疾，一度患上免疫系统失调引起的严重肠道疾病。　

《香港志》首册的编修出版初战告捷，本港与内地媒体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修志之路并不平坦。地方志中心成立之初，日常工作的开展模式尚处于摸索阶段，走过一些弯路，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制定的修志计划存在“先天不足”。

刘蜀永总结了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社会认知问题。长期以西方教育为主的香港社会，对地方志缺乏了解，也不太清楚修志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第二与“一国两制”下的社会形态有关。回归后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社会部分人士和北京方面对香港社会许多重要发展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因此，特区政府官员对“要不要修志”意见不一。有的热心支持，有的却心存顾虑。心存顾虑者担心修志“费力不讨好”“顺得哥情失嫂意”，两面不是人。曾有官员直言：“修志是好事，但政府不能出钱。”

没有资金怎么修志？“二刘一丁”想到成立地方志基金会，到社会上募捐。刘智鹏四处奔走筹款，刘蜀永则在办公室主持日常业务。虽然每次资金吃紧时，都能找到几十万港元的捐款应急，但对于地方志这种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这些钱实属“杯水车薪”。

“香港地方志办公室最困难的时候，加上我只剩下3名全职工作人员，助手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刘蜀永苦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当时幸得医学世家出身的侯励存医生慷慨解囊，才度过难关。”侯励存是中国近代病理学先驱侯宝璋的第四子，他雪中送炭的善举让刘蜀永终生难忘。

路难行，步未停。10多年的时间，“二刘一丁”率领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团队，编写出40多本香港地方史志书籍，拟定了《香港通志》（后改称《香港志》）篇目，也使香港学术界和媒体对修志有了更多了解，为香港修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年后，当被问及《香港志》首册出版时的心情，刘蜀永笑著，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香港修志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多年追求的梦想，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他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接著说道：“我们也没做什么庆祝活动，就是开了个新书上架会。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志》总述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香港不仅是中外文化荟萃之地，也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之地，是“南北文化交流中心”。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人南下香港，极大地推动了香港新文化的发展。而在国家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电影人、电视剧、流行音乐北上，又极大丰富了内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许多内地文化人南下香港学习交流，汲取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有用的经验。“这一观点的提出，就是为了强调香港与国家的文化联系也相当紧密”，刘蜀永解释道。

“《香港志》首册出版时，刘蜀永曾对媒体表示：“编修《香港志》的目的，是‘存史、资政、育人’，希望通过修志，解决3个问题：香港是怎么来的？香港人是怎么来的？香港和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要让香港人找到自己的根。”

2024年2月，团结香港基金任命刘智鹏、刘蜀永出任香港地方志中心正副总编辑，中心的工作体制也由“总裁负责制”改为“总编辑负责制”。

刘蜀永在内地受教育，视野相对宏观，对中国历史脉络与国家政策把握更为全面；刘智鹏是本地学者，对香港社会肌理了解深入，本地人脉广泛。“岭南二刘”优势互补、珠联璧合，这份默契与合力，正是《香港志》品质的保证。

上任后，“岭南二刘”向地方志中心同事强调“要用正确的国家观和历史观修志”，他们指出，《香港志》既是香港的《香港志》，更是国家的《香港志》。既要突出香港的特点，更要突出香港与国家的紧密联系。

在团队建设上，中心从原有的90多人精简到了30多人。这一调整，一方面以开源节流的积极态度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带来的筹款困难；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优化人员结构，提升修志队伍的整体质素。

2026年初，团结香港基金又任命张俊义教授担任副总编辑。3位教授组成的总编辑团队迎难而上，带领中心同事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志稿不断推敲，反覆修改。《香港志》的经济综述卷、传统经济卷、航空业卷、旅游业卷、通讯卷、专业服务卷、地政与规划卷、医疗卷、饮食卷等，经过层层把关，已陆续定稿，即将出版。

从1997年开始呼吁修志，到2019年计划落地，2020年首册付梓，再到即将到来的2027年全套《香港志》基本完成——推动香港修志这条路，刘蜀永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走了将近30年，也必将继续走下去。

薪火相传

除了地方志，“岭南二刘”另外一个工作重点便是研究香港抗战史，弘扬抗战精神。从2017年起，刘蜀永与刘智鹏带领团队展开了对港九大队的系统研究，并编修了香港第一部军事志——《港九大队志》。

港九大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是香港沦陷期间惟一一支自始至终坚持抵抗的武装力量。该书第一版于港九大队成立80周年的2022年出版，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又推出增订版。香港各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教育局更出资购买大批图书，赠送给各中小学，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发生在香港土地上的抗战历史，传承爱国精神。　

编修《港九大队志》过程中，团队除了需要发掘港九大队的军事报告、英军服务团档案等原始资料外，还要进行田野调查，寻找抗战遗址。这项工作过去从未有人做过，许多遗址仅存在于港九大队老战士的回忆录中。

刘蜀永讲述了让他难忘的经历：去西贡北潭村寻找港九大队军需处岩洞仓库时，由于仓库地处荒山野岭，多年无人踏足，原有的小路已被杂树荆棘淹没。然而，当村民获悉有学术团队要来村里寻找抗战遗址，便自发提前一天上山，硬是用砍刀劈开一条路来。“当年新界的村民冒著生命危险支持港九大队，他们的爱国情感被后辈继承了下来。因此一听说有人准备寻找港九大队遗址，村民就主动出手相助。”说到这里，刘蜀永难掩动容之情。　

除了编修《港九大队志》，刘蜀永、刘智鹏及部分爱国团体还推动建立了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和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

这份感慨，化作了一场持续5年的行动——从2017年到2022年，他和几个爱国团体一步步推动沙头角抗战纪念馆从构想变为现实。纪念馆设在沙头角石涌凹的罗家大屋。罗家后人以每年象征性的一元钱租金，将祖屋长期借出，供纪念馆使用。不仅如此，罗家后人、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会长黄俊康还带头捐款、亲自安排修缮、翻新罗家大屋。刘蜀永则率领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工作团队，担负起纪念馆展板图片收集、内容设计，且分文不取。设计方案反反覆覆修改了10几次。“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抗战前辈的敬意。”刘蜀永强调说。

历经5年筹备，2022年9月3日，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落成启用，特首李家超等出席开幕仪式。这是香港首间抗战纪念馆，开馆3年多来，累计接待观众逾13万人次，成为本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刘春祥是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中队长，1943年5月，他率领班排骨干乘木船渡海前往屯门开辟新根据地途中，遭遇日军炮艇袭击。经过激战，他们和船家梁克一家5口壮烈牺牲。2020年9月，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授予他们‘抗日英雄群体’称号。我们与几个爱国团体反覆协商，通过新界乡议局向特区政府提出立碑建议，得到屯门民政事务处支持，最终在烈士们原计划登陆的屯门龙鼓滩，竖立了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碑名由刘智鹏题写，碑文由我与他共同起草。2023年5月9日揭幕那天，许多港九大队后人从广州、深圳赶来参加仪式。”刘蜀永回忆道。　

“抗战时期，香港有许多家庭全家跟随共产党抗战。沙头角罗家有11人参加了港九大队，是其中一个典型，被誉为‘香港抗战家人’。他们原来家境都不错，却甘愿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冒著生命危险投入抗战，港九大队和这些家庭的爱国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让更多的香港人知道。”每每提起港九大队，提起罗家的故事，刘蜀永总是不胜感慨。

展望未来

从1982年踏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刘蜀永的香港史志研究之路纵使崎岖不平，他却从未停下脚步。43年在京港两地的学术研究生涯，让他既能“站得高”，也能“俯下身”：既能从宏观视野，找到香港在国家历史发展大局中的位置；也能以对香港的细微观察，寻得历史在普通港人身上的印记。

在与时间赛跑的竞赛场上，他心中始终有一块大石未能放下：时间如白驹过隙，抗战老战士、了解乡土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研究工作每拖延一天，都可能丧失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因此，虽年事已高，他还是不愿意放慢前进的步伐。

展望未来，刘蜀永表示自己有3个正在追逐的梦想：

第一，希望香港第一轮修志圆满成功，2027年年底能基本完成62卷、2000多万字的《香港志》编修。

第二，希望他与爱国团体朋友推动多年的香港抗战文物径能悉数建成、尽快启用，成为香港年轻人了解抗战历史的一条生动途径。

第三，希望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香港方志馆，以此为基地，让香港的修志工作代代相传，而不是修完一轮就告结束。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作为中国人，一定要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国家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刘蜀永以坚定的口吻寄语年轻一代。

这不仅是他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更是他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的真实写照：刘蜀永与和他志同道合的学者们，一直在研究香港发展之路——在浩瀚史料中，努力构建香港史志的完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