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纬纹：由抗拒到融入——“一国两制”重构下的香港新篇

文｜纪纬纹

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在传媒访谈中回顾过去四年工作，指出香港最大的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他特别提到，以往香港社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政治争拗与立场之争上，如今已回复至“一国两制”设定的政治环境，特区政府得以全神贯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番话出自亲历其境的管治者之口，值得社会认真反思。唯有弄清这段转变从何而来、因何而成，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自回归以来，“两制”抗拒“一国”并非一朝一夕的现象。部分人士和机构在外部势力支持或资助下，长期以所谓捍卫“两制”之名行冲击“一国”之实，将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视为需要防范和抵制的对象。这种心态在回归以来的多次社会事件中时有浮现，终在2019年“修例风波”达至最极端的爆发。然而危中有机，“黑暴”固然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但也迫使社会正视国家安全制度长期缺位所带来的恶果，催生了香港国安法，让广大市民真切认识到“一国”从来不是束缚，而是特区繁荣稳定的前提与基础。

回望过往数年的关键事件，可清晰看到一条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演进轨迹。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是整个转变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步，终结了回归20多年来香港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制度漏洞。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从制度层面确保了“一国”原则在政治架构中的贯彻。立法会从过去动辄拉布、对抗的场面，转变为高效审议法案、聚焦民生的议事机构。同年，《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出台，标志着特区政府从战略层面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将“融入国家”从理念转化为具体的空间与经济布局。2022年李家超就任行政长官后，“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进一步推动转变，经济由负增长回升、公屋轮候时间缩短……种种成果意味着社会由内耗走向实干的重大变化。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转折与重构

以制度主义视角审视这段历程，可以发现几种制度变迁的机制相互交织，共同解释了这场根本性的转变。

“修例风波”构成了一个“关键节点”。在那之前，香港的政治发展沿着一条“两制”不断试图扩大自治空间、挑战“一国”底线的路径前行。该节点打破了原有“不合理”的平衡，使旧有的制度安排难以为继。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在新的结构环境中作出了策略性选择——制定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这些选择改变了政治环境的“结构选择性”：对抗性的政治行为成本急剧上升，而聚焦发展的回报则日益显著。

制度改革同时体现了“层叠”与“转化”的过程。香港国安法是在原有法律体系之上叠加的新制度元素，它并非推翻香港的全部法律制度，而是在关键环节填补空白、设置新规则。完善选举制度则是对原有选举规则的系统性修订，属于制度的“转化”——同一套制度架构之下，运作的逻辑和结果发生了根本改变。立法会从对抗走向配合，从拉布走向高效审议，正是制度转化的重大成果。

此外，主导社会的话语体系也在悄然转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共论述中充斥着对“两制”的单方面强调，将“一国”视作需防范的外部力量；如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已成为新的叙事主轴。话语的转变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正当性，也为社会共识的重建奠定了基础。概括而言，关键节点打破了旧路径，策略选择重塑了结构环境，层叠与转化改变了具体制度的运作方式，话语转变则巩固了新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四者合力，共同推动了香港从“两制抗拒一国”走向“真正实践一国两制内涵”的根本性转变。

巩固实践成果 增市民获得感

展望未来，香港要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首要之务是巩固制度基础，确保完善后的选举制度和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持续、准确地贯彻执行。立法会应继续保持高效议事的作风，将精力集中于审议经济民生法案。第七届立法会通过约130条法案，远超之前一届的81条，这一趋势必须延续下去。

更为重要的是深化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贡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加快推动与内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当然，融入不等于失去自我，香港仍需保持开放包容的国际化特色，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开拓新兴市场。这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的独特优势，也是香港对于国家最大的价值所在。

最终，我们要将制度红利转化为市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解决住房问题、推动经济转型、破除利益藩篱、要素更自由有序流动，这些都是“由治及兴”的应有之义。唯有让广大市民感受到转变带来的切身好处，从而乐于成为制度建设者和发展参与者，“一国两制”的根基才会更加牢固。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