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十五五”深度全球化与港澳新角色

“十五五”规划第十七篇是关于“一国两制”与港澳台发展的专门篇章。资料图片

文｜田飞龙

2026年全国两会的重要成果，除了三部关键性立法《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展规划法》之外，“十五五”规划获得审议通过，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政策指导力的纲领性文件。五年规划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重要经验和特色，是一种将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化、政策化的法律制度。《发展规划法》通过后，这一制度就更加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确定性。中国发展模式一度被批评为“计划经济”，甚至出现过“全盘市场化”的激进思潮和主张，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和制度发展经验证明了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才是最好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模式，甚至近些年在西方学界和政界开始出现对中国模式的正面肯定与模仿。这种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影响到了“一国两制”下港澳的治理和发展。在《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开启的香港新秩序下，特别是“爱国者治港”之贤能政治指引下，以结果为目标的管治哲学及其发展观，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有益吸收和借鉴，也是“两制”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的体现。

“十五五”规划对港澳部分的政策论述，是以发展为重点的。这一方面表明经过五年多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与“爱国者治港”社会政治基础培育，安全与秩序问题已得到基本保障，由治及兴的发展问题成为焦点；另一方面，全球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局催生出港澳发展的新全球化内涵与使命。这是一种深度全球化的新发展时刻，“十五五”规划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对港澳发展做出宏观规划和政策指引，构成港澳发展的理想蓝图和路径座标。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相应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也在谋划制定具有细则化性质的五年规划，将国家规划内容进行本地转化落实，这是特区政府全面准确实践“一国两制”的积极举动。

从“十五五”规划的港澳论述来看，有以下方面值得关注和践行。

第一，治理效能是发展的关键条件。“十五五”规划在重申“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不变的同时，重点突出了“依法治理效能”的要求，这是推进港澳贤能政治建设的明确信号。结合2026年初全国港澳研究会专题研讨会上夏宝龙主任的主旨演讲，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体制。行政主导，是“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宪制秩序内的行政相对主导和主动施政，不意味着行政独大，但凸显了行政的主动作为和责任伦理。放眼全球，如何提升治理效能是一个普遍性的政府治理难题，中国政府的治理表现有目共睹，全世界都在研究和学习借鉴，港澳特区政府自然也不能例外。治理效能必须进行政府管治哲学与管治方法的变革完善，参照系自然少不了中国政府治理模式。从十四五规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央对港澳的功能设定清单不断加长延展，客观上需要港澳特区政府治理效能的成比例提升。

第二，港澳全球化内涵与功能的结构性拓展。“十四五”规划确定了香港的“八大中心”目标群建设框架，在传统国际化优势之外新增了与国家战略和全球产业调整相关的新发展目标，同时设定了澳门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全球化发展目标。这是对“一国两制”港澳新篇章的科学布局，有效推动了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并使港澳从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获得发展优先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港澳的机遇和政策红利，是这一深度全球化安排的关键支点。“十五五”规划对香港的全球化功能安排，在“八大中心”目标群基础上继续精准化拓展，亮点在于依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财富与风险管理的制度创新与产业拓展，增强香港在全球化交易生态圈与供应链上的粘合度与发展韧性；依托香港法治与法律服务优势建设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和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增强香港的全球法律服务体系与能力建设及支持全球治理功能发展，特别是国际调解院的常态化运作与影响力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涉及香港的经济产业革命及融合发展的创科突破，也成为香港发展的重点任务。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之外，还应当具备文明与战略高度统筹推进建设区域性的国际文化中心和全球治理中心。澳门发展继续执行“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目标框架，聚焦横琴深度合作处建设，在产业上锚定中医院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与会展商贸，继续探索解决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长期结构性难题。

第三，融入与服务并重的国家发展大局意识和政策路径。“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对港澳角色的更完整诠释和定位。“融入”是港澳分享国家发展的直接红利，在与内地产业深度融合过程中获得发展优先权。“服务”是发挥港澳所长参与国家发展与面向海外的输出型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大空间经济统筹。国家发展大局，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局，是全球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互动的大局，是“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大局，是中国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系统方案和动力的大局。这样的发展大局本身就具有民族复兴和新全球化（新天下）的深刻内涵与实践意义，港澳的发展路径必须对标对表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具备“融入”分享和“服务”共进的战略意识与能力条件。此外，港澳还必须在国家对外开放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战略杠杆与桥梁纽带作用。

总之，“十五五”规划是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新蓝图，是中国对自身与世界的发展规划和坚定承诺。这一规划对港澳角色的设定，是以中国引领的“深度全球化”为前提的，是以发展主义和效能主义为中心的，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并凸显发展主线的，是兼顾融入与服务之港澳辩证角色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港澳在“十五五”规划的科学指引下，将迎来良政善治和深度全球化发展的空前机遇和光明前景，“一国两制”的港澳名片将更加闪亮，对台湾回归与全球信任将起到更加凸显的样本吸引力和制度标杆作用。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