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我当记者时的前辈、两岸新闻界的学者——我记忆中的郭伟峰

文｜张 雷

资深媒体人、现任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雷先生执笔撰文，深情追忆两岸传媒界先行者郭伟峰先生。文章以真实亲历为底色，回望多年相交相伴的工作过往以及受郭伟峰提㩦栽培的温暖点滴，细数二人深耕传媒、聚力两岸交流的岁月交集。笔墨质朴真挚，无繁言赘述，却精准勾勒出郭伟峰一生深耕文化傅播、心系两岸和平发展的赤诚初心与使命担当。整篇文字恳切厚重、意蕴深远，是镌刻二人真挚情谊，记录两岸传媒耕耘历程，足以载入史册的珍贵追忆篇章。

——导读

图为本文作者张雷

郭伟峰这位名闻海峡两岸的新闻人离开我们已近周年。今夜在钓鱼台东北角，百万庄这座办公楼在夜色中安静目送着时光流年。当年共事的文章书籍、去年此刻的沉痛心情、今年眼下的别样思念，一起涌上心头，不禁又是潸然。

入社到入门，转了三个岗

我在1989年7月出南开大学大门进到这座大楼报到时，很快知道被分到港台海外部当记者（那时华侨部刚刚并入），但要先去总编室当一个月见习编辑。记得有一天，时任港台海外部主任郭伟峰专门到总编室，问问见习情况并告诉我，准备把我分岗到台湾组，所以下基层锻炼将会到福建分社再锻炼一年。因为那时台湾去不了，福建已是最接近。
比我年长十岁的郭伟峰，有着南方人的那种文气和秀气模样，而我却是北方人的那种大汉和壮汉形象。我入社不久就到处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武汉大学高材生、香港分社名记者、采访报导笔如飞、所写文章已出书……尽管那时他也是英俊倜傥、谈笑风生，却已列我们年轻记者须仰视的偶像级。当他谈到工作安排时，我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种高度关注、是一种格外重视、是一种毋庸置疑。
就这样我很顺理成章地开啓了一个北方人的福建生活，作为见习记者跟跑新闻、去东山岛、下基层县、进炼油厂、学写特稿等，倒也不亦乐乎。到第二年春天我在武夷山采访时疑为被蛇咬到而发作丹毒高烧不退，郭伟峰连夜打电话给福建分社李捷社长，说是王瑾希总编辑正巧带着一位港台海外部女同事在那边出差要过到福州去医院看我。这通电话的转述让我再一次感到那种关心重视和毋庸置疑。
但是当我　1990年7月回到北京总社归队时，郭伟峰却让我先干半年资料员，要求是每天将台湾报纸的重要新闻和评论剪下来贴成资料页，再分类装订成资料册。其实那时我已在全国报刊发表过小说、出版过诗集、每天信箱里会收到各地作者寄来要我指点或评论的文学作品。但如果论起写新闻来我显得像个新手——比如对桌同事、毕业于人大新闻系的珺珺采访回来衹消半小时便完成几百字通稿，而我却常常两个小时了还在打磨结尾段。在追求“短、平、快”的中新社，这个新手难道不需要更多跑线、磨稿的机会吗？
或许是看出了我有疑惑不解，郭伟峰说“了解你的想法。咱们都是中文系的，我也喜欢文学，但自我想象和记录事实不同，要从文学转型到新闻，还得先过掌握新闻、认识评论这一关。而且一旦通过坐冷板櫈、剪报资料成就了基础扎实、沉得住气，不急于写稿速度，反而有利于厚积薄发。”
就这样，那种毋庸置疑的眼神和语气让我自然地开始了第三个岗位——资料员。每一天下班前，我会把当天剪下的资料整理好报送给他，他开始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始紧闭的嘴唇缓缓张开、直到开始沉默的表情变成愉快的讨论。因为他“剪报资料也得体现专业性”的指点，我跑新华书店、查国家图书馆、找美国研究所的分类体系和分级标签，这使我慢慢喜欢了这份看上去简单重复却又充满挑战的劳动——在那个人们热议“系统论”和“未来学”的改革年代，喜欢一切文字的我，竟在大脑中建构起人文社会科学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认知，以至半年后调我回台湾组跑线采访时已很不情愿。

出门当记者，经历三件事

在那个大潮拍案的改革年代，到处都是热火朝天。
我在结束了见习编辑、见习记者、资料员这三个岗位后回到台湾组跑采访，就赶上海峡两岸新闻界的第一件大事。1991年，时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郭伟峰与新华社记者范丽青赴台湾采访“闽狮渔”事件，成为两岸相隔42年后第一次访台的大陆记者，打开了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大门。
当时我们在组长周建闽带领下，为郭伟峰这次跨越开始白天准备大量资料、夜间还要沙盘推演，亲身经历亲眼目睹郭伟峰如何一步步用超前的预判、理性的定力、善意的表达，锁定了一行行日程计划、一篇篇发稿目录。就在他和范丽青即将入岛前，我们便开始几乎日夜同步搜集着台湾岛内甚至世界各地的连线报导、舆论反响，惊喜地追踪着不同的电视画面、新闻照片。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我们的每一页资料的累积堆叠，都在看着他渐渐树起一个崭新的高峰——在中新社港台部负责人位置上，那时已经走出两位名闻港台后来成为高官的前辈：一位是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一位是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当时在我们年轻人的眼中，以为郭伟峰将是那第三个人。
我在台湾组经历的第二件大事，是1992年郭伟峰升任中新社副总编辑，与此同时直接领导、亲自起草、集体修改诞生的《两岸新闻采写规范基本原则》，即“五要五不要”原则，收入中新社采编手册后竟然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一字未动。
在此，我愿全文引用以便诸君可知当年衹有35岁的郭伟峰，心胸境界何等之高：
中新社记者要努力做到“五要五不要”。“五要”是，要把握新闻事件本质，冷静观察，理性分析；要全面认识台湾，不要以偏概全；要客观平实，客观报导台湾经济社会情况；要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感情融合与福祉共享；要提高报导针对性，增加亲和力，贴近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使报导易于为受衆接受。“五不要”是，不要贬损台湾人民生活方式，尊重台湾人民感情；对台湾经济社会形态，不抱敌意；不能随意将经济社会层面的新闻转换到政治层面处理，避免报导泛政治化；不能扭曲新闻事实，或刻意报导台湾社会生活阴暗面；对台湾社会负面新闻的报导，不抱幸灾乐祸的心态。
第三件大事也在这一年。25岁的我作为中新社记者登上宝岛台湾土地。
那两年海峡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虽然热络，但实现赴台采访的不过二十来人。在领导们鼓励和支持下，郭伟峰多次协商、反覆沟通，终于拿到《中国时报》邀请中新社组织大陆经济学家访问团赴台湾的函件。记得当天傍晚，郭伟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国民党元老余纪忠先生在台创办的《中国时报》非常重要，这个访问团是大陆媒体首次组团也是诸有均社长首次率童大林、萧灼基、任继圣等多位大陆名流访台非常重要，访问团还有郭招金副总编辑和社办主任杨首民但却衹能有一名随团记者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尽管社领导们讨论时都觉得现在你已经历练成熟了，但是对理解这三个非常重要，你有思想准备吗？
就这样，当时应答如流实则懵懵懂懂入社刚三年的我，承载起领导们的希望，开始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任务。顺利完成那次毕生难忘的台湾之旅、随团之访，从此打开了我的新闻人生一扇新的大门，至今受益。

毕生干新闻，心得三个字

经历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大变局的风云激荡年代，我在中新社当记者很开心。心无旁骛的新闻理想、行万里路的每次采访、读万卷书的灵魂淘洗、脑力激荡的业务氛围，至今能始终如一，皆肇因于中新社这片独特的天地：国内外信息无限畅通、风格化表达无时不在、前辈高手们无私指点。
在我新闻生涯应该感恩的前辈中，郭伟峰无疑是第一个且时远时近地相处了八年的啓蒙老师。之所以说是“时远时近”，是因为他那种毋庸置疑的眼神和语气，有时让我觉得是无比的信任和鼓励，有时却让我感到是严厉的要求和命令，能在冷酷的领导、温和的兄长、亲切的战友之间来回切换。总之，那八年里，我多次参加全国两会报导、跟随国家领导人专机出国采访、独立撰写系列报导、用笔名跨部门写对外专稿、发表有学术观点的随笔式论文、参加社内外港台培训业务交流、甚至对我在《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开设专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段记者时光伴随改革年代和青春激扬，我疯狂生长。香港回归报导不久，郭伟峰离开中新社到香港开创新事业，带走了不少的来自同事们的期许和祝福，但也留下若干神秘的波澜。至今犹记得，他反覆叮嘱我并身体力行的三个字：专、实、深。不东摇西晃，实现理想必须专一、专业，能坐冷板凳；不虚无缥缈，工作作风必须求实、务实；不流于肤浅，理性思考必须深厚、深刻，向学者学习。
此后经年，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在北京见到寇勤兄、在台北见到俞雨霖兄、在广州见到王平兄等，都离不开关于他的近况、故事与传说。在听闻他生病养病多年后，2024年11月我在北京饭店参加海峡两岸媒体人峰会意外与郭伟峰重逢。轻轻的拥抱、紧紧的握手后，他神采奕奕地走上了演讲台，针对当前舆论格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坚守在新闻道德观念高地的两岸媒体人应该共同构建和掌握中华民族的和平话语体系，其内涵包括：在国际政治层面反对战争，促进和平；在国家统一层面反对分裂，追求和统；在两岸社会方面反对民粹，维护和合。他的演讲字字千钧，振聋发聩，引发现场嘉宾热烈掌声。
这次有　110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加的峰会，未料竟然就是我和郭伟峰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不久一天傍晚，夏春平老总到我办公室，兴奋地说跟郭伟峰见了面并带回他的近作《两岸求索》和《论中评社》。我当即连夜畅读起来，仿佛我们还在百万庄这座大楼里相谈甚欢——在这个互联网快捷通讯的时代，似乎衹有他写在书籍里的文字，才显得真实可感、无比亲切。
2025年5月29日一大早，我照例赶往北京饭店国际会议中心去参加北京日报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新闻人峰会，在会场看到出席嘉宾名单里没有“郭伟峰”三个字正感意外，手机微信里接到老友微信“伟峰凌晨去世了”。这时我呆坐在会场，脑力休止，嗡嗡耳鸣，神情恍惚，直到后面走上讲台的台湾嘉宾提出“向郭伟峰致敬”，我才猛醒过来，待会议一结束来不及参加午宴就匆匆赶回百万庄，同明新老总、陆军社长紧急商议唁电措辞和致送花圈诸事，不及一一。
今夜，我仍坐在百万庄的这座楼里。知道很多老领导、老前辈、老同事、老朋友都写了纪念郭伟峰周年祭的文章，必是千言万语，犹如历历在目，点滴都在心头。而我作为他曾经的同事、晚熟的后辈、灵魂的战友，从他这位记者领路人言传身教上所学所思所行所悟直到今天成为新闻守门人，一时竟想不起宏大叙事，衹是今年清明节以来就时写时停，沉浸在时光记忆穿梭追述的氛围里，或许是最好的纪念罢。
因为，我还守在中新社，他也并没有走远。

（2026年4月28日写于北京百万庄，作者系资深媒体人、中国新闻社总编辑。）